1 引言
20 世纪80 年代开始，全球化的力量迅猛发展并且不断影响着世界，越来越多的突发公共事件和事实表明： 人类正在进入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Ulrich Beck）所预测的“风险社会”[1]。面对这些具有突发性、普遍性、复杂性、破坏性、持续性等特征的突发性公共事件，不仅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全球治理的理念越来越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和重视，各大学科领域也开始在预警、防控、应对这些突发性公共事件上积极作为，努力最大限度降低突发事件发生的频率和次数，减轻其危害程度对人类造成的破坏性影响。数字人文是“结合了数字科技与人文研究的一门学问”[2]，共享着人文学科与自然科学方法论，通过建立描述学术活动方法和功能的框架，解决计算技术如何在人文领域有效利用的问题，改变传统人文学科的研究范式。数字人文是典型的融学科研究领域，它不仅融合了多个学科的知识和理论，还在理论发展和项目实践、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等不同层面形成了融合发展。作为一门新兴学科，数字人文还体现为一场跨学科运动和创新性学术对话，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计算科学、历史文学、语言学、艺术传播学等各大学科领域都对其展示了极大的兴趣和极高的包容度，数字人文也因此获得了广泛的学科生存空间并展示出极高的活跃度。
2019 新冠疫情是指在2019—2020 年间由严重急性呼吸系统综合征冠状病毒所引发的全球大流行疫情，疫情最初在12 月中国武汉被发现，随后在2020 年初迅速扩散至全球多国，变成一场全球性突发性公共卫生危机，被多个国际组织及传媒形容为自二战以来全球面临的最严峻危机。面对这场全球性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各学科领域正在积极应对，作为新兴学科的数字人文也不例外。为深入了解数字人文在突发性公共危机中的作用，本文将以目前仍在持续的2019 新冠疫情为例，以内容分析法为主要研究方法开展探索性研究，系统调研数字人文在应对该疫情中的前沿动向，选取12 个国内外针对2019 新冠疫情的代表性数字人文项目进行编码分析，借以总结数字人文领域在突发性公共危机中所能发挥的积极作用。
在对所获得的定性资料进行编码的过程中，本文以“信息空间理论” 作为理论依据进行了理论编码。信息空间理论自20 世纪90 年代提出以来，在国内外受到广泛关注，既有概念方面的探索，也有相应的方法论指导[3]。国内也有不少学者将其作为理论依据和研究视角对不同领域事物进行了分析，如张红娟等以信息空间理论为视角，在知识分立基础上探讨网络创新过程中的知识流动与传播[4]；郑丹妮以信息空间理论为切入点，从编码、抽象和扩散3 个维度解读历史档案的数据化特征[5]；谈国新等从信息空间理论的编码、抽象和扩散3 个维度出发，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形态和特性进行分析，为其保护与传播提供思路与方法[6]。可见，信息空间理论可以为认知信息和数据的流动提供一个合理的解释逻辑。
2 研究设计与过程
2.1 研究思路与设计
本文具体的研究思路与过程如下（图1）。
图1 研究思路与设计图
首先，项目调查与选择。系统调研数字人文在应对该疫情中的前沿动向，选取12 个国内外针对2019新冠疫情的代表性数字人文项目作为本研究的核心数据源，并对其进行内容特征进行尽可能的全面描述。
其次，定性资料编码。分析项目的具体内容，对选取项目的基本要素进行描述分析，并对相关定性资料进行开放内容编码和理论编码。在开放内容编码中，主要是根据该数字人文项目所呈现的内容特征来进行内容编码；在理论编码的过程中，本文主要采用的理论依据为“信息空间理论” （I-Space Theory），这主要是因为： 数字人文的核心是阐释信息和数据是人文学科认识论的核心资源，即数字人文强调通过数字工具开发出人文资源的数据和信息价值进而实现知识范式的创新。为确保内容分析具有统一的分析维度，且所有的分析单位都可归入相应类别，加之信息空间理论可以为认知信息和数据的流动提供一个合理的解释逻辑，因此，本文以“信息空间理论” 作为理论依据进行分析维度的设计，进而提炼出相关数字人文项目所表现出来的维度特征，编码结果详见表1。
最后，结果讨论与分析。对调查结果展开探索性讨论和分析，在表层分析的基础上进行深度阐释，以信息空间理论为依据总结数字人文在突发性公共危机中所能发挥的积极作用。
2.2 编码内容与结果
从上述案例来看，目前数字人文应对2019 新冠疫情的反应相对迅速，并且各国不同数字人文项目的启动时间与各国爆发疫情的时间密切相关，就本文所选取的12 个代表性项目而言，目前数字人文领域在2019新冠疫情形势下的主要前沿动向集中在以下3 个层面：①疫情档案或数据的搜集与整理，从数字化到数据化，构建数字人文研究的基础设施。主要体现为对各个层面的新冠疫情信息进行收集、处理和整理，并且主要面向的社会性档案或数据。②发展通用研究方法来理解和分析新的数据集合，使研究过程和方法平台化，支持公众科学和开放存取的新研究模式。主要体现为通过各种数字化工具对其可视化设计以帮助公众更直观的理解新冠疫情的发展动向或趋势，或是对特定数据进行量化分析以探索人文社科领域可能出现的新研究问题。③大力开展新型的基于数据的研究，以机器学习带动智慧服务，创新人文学术的研究方法和研究范式。主要体现为对搜集与整理的疫情数据或者可视化进行数据开放或者多路径的传播。这3 个层面都与部分学者所提出的数字人文建设应该关注3 个方面高度吻合[19]，也充分体现了数字人文在数据意识、数字方法、人文素养、问题视野、项目导向、开放协作等方面的基本特征，同时更充分展现了数字人文对疫情信息空间的积极构建。
3 研究结果
信息空间理论是20 世纪90 年代马克斯·H·博伊索特面对信息社会带来的挑战所提出的新理论。该理论采用了多元论的认识论，建立了一种三维的认识论空间，其基本概念框架为是： 知识资产通过努力在数据处理方面实现节约，即所有的信息活动都是从编码（Codification）、抽象（Abstraction）和扩散（Diffusion）3 个维度来实现数据、信息、知识之间的转化，强调数据在信息空间中持续不断的运动着，新知识的创造和扩散实际上都会经历扫描、编码、抽象、扩散、吸收、影响的社会学习周期过程[20]。
表1 2019 新冠疫情形势下数字人文代表性项目内容开放编码及结果
表1 （续）
表1 （续）
3.1 表层分析： 数字人文对疫情信息空间的构建
在信息空间理论的3 个维度设定中，通过将传统疫情信息与数字人文下的疫情信息分别在信息空间中进行标度，可以发现，数字人文下的疫情信息呈现出明显的“高编码、高抽象、高扩散” 的特征（表2、图2），具体分析如下。
图2 代表性数字人文项目表层分析
（1）编码可以理解为赋予现象或经验以形式的过程，即以最具一般性的表达方式，创造有助于对现象进行分类的感性和理性范畴，其主要目标是降低数据的复杂性[20]。结合上述案例的主要内容表述，可总结出数字人文对于疫情信息的“高编码” 指向以各种手段促进疫情信息的“完整性”，具体表现为： 一是通过口述史等方式对隐形的默会信息进行显性编码，使更多潜在的疫情信息得以发生和生产，如C2、C12；二是以档案化的方式对多类型、多形式、多来源的疫情信息进行重新编码或补充编码，赋予了相关疫情信息更多的背景数据和档案特征，如C2、C3、C5、C9 等；三是利用数字方法探索疫情形势下产生的各类新人文问题，促进不同学科领域内新知识的产生和编码，如C4、C6、C7、C10 等。
（2）抽象可以理解为赋予现象或经验以结构的过程，即通过梳理与意图有关的现象的潜在结构来发挥作用，它对因果关系的判断是简单的编码行为所无法企及的程度[20]。编码和抽象往往紧密结合在一起，共同降低数据的复杂性。结合上述案例的主要内容表述，可总结出数字人文对于疫情信息的“高抽象” 指向以各种手段促进疫情信息的“可共享性”，具体表现为：一是对疫情信息建立其档案性或者其他类型的结构化特征，有助于实现数据分析、开放获取和长期保存，如C2、C3、C5、C9 等；二是通过对疫情信息进行广泛收集、整理和过滤后，以专题为特征的数据库或者信息汇集的形式，构建了疫情信息的新叙事结构，如C2、C3、C5、C8、C9 等；三是利用数字方法对疫情信息技术可视化或艺术设计，使其变得实时、交互，并且可被更多的社会公众所广泛理解，如C1、C11 等。
（3）扩散可理解为经历过编码和抽象维度的信息在多大程度上能够被社会各方面的利用者所接收和理解，可参照在不同编码和抽象程度上运作的信息可以达到的特定数据处理的总体比例来标度[20]。数字人文对于疫情信息的“高扩散” 充分建立在“高编码” 的“完整性” 与“高抽象” 的“可扩展性” 基础上，它具体体现为： 一方面，数字人文项目所收集和整理所有疫情信息均具有开放访问或开放获取的基本特征，这大大提升了信息 （特别是新知识）扩散的目标受众；另一方面，数字人文下的疫情信息主要通过网站、数据库、移动端等各种数字化基础信息平台和媒介平台进行传播，大大提升了信息扩散的便利性。这两项基本上在所有的新冠疫情形势下的数字人文项目中都能得到充分体现，也反过来重申了“在数字人文的话语体系中对于可访问性与大众化的强调”[21]。
表2 不同疫情信息在信息空间的标度比价
3.2 深度阐释： 数字人文在突发性公共危机中的作用
上述分析表明，数字人文其实构建了一个相对完整的新冠疫情信息空间，这种信息空间的构建有力推动着关于新冠疫情的数据、信息和知识在该信息空间中持续不断的运动、转化，并且还推动了相关学科领域内新知识的创造和扩散。在此基础上，进行进一步归纳，可以初步总结出数字人文在突发性公共危机中的积极作用。
首先，数字人文通过编码和抽象维度构建公共危机信息的认识论 （Epistemology）空间，促使社会各个层面充分认识到公共危机数据的重要性并积极采取行动。在公共危机爆发之际，公众对于数据的参与会变得极为迫切。数字人文推动各学科领域充分认识到公共危机数据的重要价值和意义，公共危机数据的“完整性” 得到了充分的开发和尊重，而这在图书馆、档案馆和博物馆等社会记忆保存机构中得到最为充分的体现。在本次新冠疫情危机中，国内外以社会记忆机构为主体，纷纷开展了面向社会层面的多类型、多形式、多来源的疫情档案或信息征集，在很大程度上从社会多主体层面以及固定的时空层面协调了记忆的框架，固化和维护了关于2019 新冠疫情群体经验的完整性和有效性，扩大了疫情社会记忆的范围与范畴，当然，需要强调的是，数字技术和平台大大提升了保存社区中个人的集体记忆的可能。与此同时，在确保完整性的同时，“为保存而遗忘” 的机制在同步推进，因为决定社会的哪些方面或哪些群体将会被未来所记忆这个行为本身就是一个对特定记忆进行选择和对另外一些记忆进行销毁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这些社会记忆机构充分发挥了其在“记忆” 和“遗忘” 上的能动性，在对虚假或者不重要公共危机信息进行选择性过滤，在某种程度上确保了公共危机记忆的真实性和可靠性。可见，社会各层面认识到公共危机数据的重要性并积极采取行动为后续信息的传播和知识的创造奠定了基础。
其次，数字人文通过抽象、扩散维度构建构成社会关于公共危机信息的利用 （Utility）空间，推动公共危机信息更广泛的大众传播进而实现公众教育。公共危机的爆发往往伴随着“井喷式” 的数据生成，关于这种病毒的报道和数据无处不在，而这往往超出了一般公众所能处理的信息数量，在这个基础上，数字人文通过数字方法实现了数据的集约，以各种可视化的方式将疫情信息呈现给社会公众，实现了复杂信息的简单化。在本次新冠疫情危机中，可以看到不少擅长数字方法的研究者在疫情信息的可视化方面做了不少努力，这些可视化的成果也得到了公众的普遍认可，例如清华大学向帆团队的针对新冠疫情所设计的直观的数据可视化方式，截止2020 年2 月，共计被30 000多次用户使用，有153 万人次在腾讯新闻平台观看。人们在集约信息的社会情境下对公共危机信息进行利用和产生互动，能够加深人们对公共危机本身的理解和体验，并且这些信息可以更便利地实现大众传播进而实现公众教育。
最后，数字人文通过扩散和编码维度构建社会关于新冠疫情信息的文化 （Culture）空间，促进各学科领域内新知识的生产和传播。公共危机爆发会牵动各大学科的敏感神经，而数字人文本身就是作为创新知识生产的范式而存在，面对公共危机爆发所带来的新现象和新问题，许多数字人文研究者顺势而为，利用自己所在学科领域的所长，通过对各种疫情数据的分析处理，积极进行新的知识生产和创造。在本次新冠疫情危机中，来自语言学、传播学、社会学和心理学等不同领域的学者与信息工作者开展合作，对大量的疫情数据进行分析，得出了疫情危机下人们的语言特征、信息传播特征、社会心理特征等等一系列新的知识结论，这些数字人文研究实际上就是在新冠疫情背景下进行知识的生产和创造，而这在学科发展层面，毫无疑问是数字人文研究可以真正发挥作用的地方。而理所当然的，这些被生产和创造出来的新知识通过编码又重新回归到数据池中，进行新一轮的抽象和扩散。
4 结语
突发性公共危机是当代社会全球各国所面临的共同风险，有效应对这些危机事件需要坚持命运共同体的基本理念，充分动员多国家、多层面、多学科的参与，实现协同治理与应对。2019 年新冠疫情在全球暴发之际，数字人文领域以自己独特的优势和特长积极作为，构建了独特的疫情信息空间，这毫无疑问地彰显了数字人文在社会、文化等多层面对应对突发性公共危机所能起到的积极作用，包括促使社会各个层面充分认识到公共危机数据的重要性并积极采取行动，推动公共危机信息更广泛的大众传播进而实现公众教育，促进各学科领域内新知识的生产和传播等。数字人文这种令人惊叹且原创的对疫情数据化和数字化的叙述，将进一步促进其作为独立学科的发展与成熟。诚然，尽管现在数字人文的边界仍不清晰，当下关于数字人文的争议和批判仍然源源不断，甚至有不少学者开始追问“什么不是数字人文” 以试图明晰数字人文的边界，但实际上，当下仍然很难回答数字人文究竟会占据什么样的知识空间，以及会产生什么样的问题，但可以确定的是，好的数字人文研究最终能够实现人文学术传统的增补并且在社会中产生其不可替代的价值，所以，更应该追寻这样的理念，即与其追问“什么是数字人文” 或“什么不是数字人文”，或许更好的提问方式是“什么是好的数字人文”，以及“如何做好的数字人文”[22]。
[1] 文军.人类正在迈进“风险社会”——纪念乌尔里希·贝克[J].社会观察,2015(3):67-69.
[2] 林富士.“数位人文学”白皮书[M].台北:中央研究院数位文化中心,2017:1-36.
[3] DIAN J.A meaning based information theory -informalogical space:Basic concepts and convergence of information sequences[J].Information sciences,2010,180(6):984-994.
[4] 张红娟,谢思全,林润辉.网络创新过程中的知识流动与传播——基于信息空间理论的分析[J].科学管理研究,2011,29(1):21-26.
[5] 郑丹妮.基于信息空间理论的历史档案数据化及其生存模式研究[J].档案管理,2018(3):9-12.
[6] 谈国新,孙传明.信息空间理论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与传播[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34(6):179-184.
[7] 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清华美院副教授向帆 新冠肺炎疫情数据可视化设计[EB/OL].[2020-05-01]. 4_.html.
[8]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和旅游部.国图启动中国战"疫"记忆库项目[EB/OL].[2020-05-01].
[9] 郑州市档案馆.郑州市档案馆积极做好疫情防控档案征集工作[EB/OL].[2020-05-01].
[10] Worldmaking in the Time of Covid-19 [EB/OL].[2020-05-01].
[11] COVID-19 Memory Archival Project[EB/OL].[2020-05-02]. 94a9?item=1.
[12] #CORONASPEAK-the language of Covid-19 goes viral[EB/OL].[2020-05-02].
[13] New arts humanities projects at the forefront of response to COVID-19 [EB/OL].[2020-05-02].
[14] The Covid Creative Toolkit [EB/OL].[2020-05-03]. LGYA1We6W5c/edit?pli=1.
[15] document your Story:COVID-19 Pandemic Project Archive:Home[EB/OL].[2020-05-04].
[16] University of Narratives of COVID -19 [EB/OL].[2020-05-03].
[17] Missouri,Nebraska,Kansas,& Iowa Coronavirus Cases[EB/OL].[2020-05-07].
[18] The Covid-19 Oral History Project[EB/OL].[2020-05-07].
[19] 刘炜,叶鹰.数字人文的技术体系与理论结构探讨[J].中国图书馆学报,2017,43(5):32-41.
[20] 马克斯·H.布瓦索.信息空间:认识组织、制度和文化的一种框架[M].上海译文出版社,2000:1-2.
[21] Dalbello M.A genealogy of digital humanities[J].Journal of documentation,2011,67(3):480-506.
[22] 姜文涛.什么是好的数字人文[J].澳门理工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9(4):140-144.
文章来源：信息空间 网址: http://xxkj.400nongye.com/lunwen/itemid-49887.shtml
上一篇： 基于信息空间理论的马坝蜡染保护和传播策略研
下一篇： 建筑科学与工程论文_空间异形双曲大管径钢管结构吊装技术
